县域文化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作者:郭远远; 刊名:理论导刊 上传者:徐新

【摘要】县域文化治理是促成县域文化繁荣及其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战略安排。县域文化治理主要涵盖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三方面的目标和内容,从结构上可以看作是由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基本功能关系构成的一个有机体。新时期,面对我国县域文化治理在治理理念、体系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应注重从确立文化治理理念、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和加快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推进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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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已经明确地将文化发展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将促进文化发展作为建设文化强国、治理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从中央政策层面来看,“文化治理”的理念呼之欲出;从学术界的反响来看,“文化治理”也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期刊、博士和硕士论文三大文献库检索可知,截至2017年3月,以“文化治理”为主题的文献共有436篇,其中,多达372篇发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众所周知,在整个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县域文化治理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统筹城乡社会文化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县域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多年来深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由来已久,著述颇丰,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城镇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和县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但是,大都没有系统地研究县域文化治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推动县域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建构与实践创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本文试图在厘清文化治理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县域文化治理的概念,进而构建县域文化治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并针对当下我国县域文化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实践创新对策。 一、文化治理与县域文化治理的概念界定 1.文化治理。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文化具有社会治理的特征和功能,同时,文化治理也日益成为现代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Bauman)指出,“‘文化’这一观念,是在18世纪中后期作为管理人类思想与行为之缩略语而被创造命名的。”[1]可见,文化的潜在内涵之一,就是把人教化为更加容易治理的对象。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TonyBennett)也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2]马克思主义认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观念总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在意识形态上为阶级统治提供必要的合法性支持。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Gramsci)提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发挥“社会粘合剂”的功能,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加以整合及巩固。在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影响下,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霍尔(StuartHall)等早期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开始了所谓的“文化政治”研究,即把文化看作一种符号的表意实践,可以用来建构认同或反抗,而文化斗争主要发生在语言、话语和意识形态领域。从本尼特对文化政策的研究可以看出, 伯明翰学派发展到后期更主要地受到福柯(MichelFoucault)提出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思想的影响。在本尼特看来,18至19世纪之间,文化已经开始被视为治理的对象和治理的工具,对象是下层社会阶层的道德、举止与生活方式,工具是作为一种意义上更为严谨的文化、艺术与智识活动,而这也正好提供了治理干预与文化管制的手段。[3]可见,文化治理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并主要地体现在文化制度、文化政策和具体的文化管理之中。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治理”的概念还处于研习阶段,没有达成一致。然而,无论如何,文化治理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郭灵凤援引欧洲文化政策和艺术比较研究所(ERICarts)的表述,认为文化治理是指“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自愿/非赢利团体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来自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赢利团体等各种性质的机构和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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